两张劳工契约纸 一段辛酸血泪史

清末越洋海轮中背井离乡的华工。（资料图片）

清末华工在外国甘蔗园劳作。 （资料图片）

在古巴瓜纳哈伊政府副市长办公室介入下，由一名出生于海南琼山的被雇佣到古巴的农民王锦与当地雇主签订的合同。许春媚 摄

在古巴哈瓦那省省长的介入下，一名出生在海南的古巴名为Gonzalo（冈萨罗）的移民和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许春媚 摄

清末等待出发的华工。（资料图片）

　　日前，海口市博物馆从民间征集到了2张海南19世纪劳工输出的合同契约书。这两件文物极其珍贵，同类的契约书存世量极少，这是海南目前已知的仅有的19世纪纸质劳工契约。这两份用西班牙语誊写的劳工契约，佐证了清末海南开埠后，海南劳工的足迹不但遍布东南亚，还远至美洲。

　　这些远赴古巴的海南劳工在当地是如何生存的？他们最终是不是都平安回国了？他们有没有在古巴或者美洲留下海南人后裔？这些，目前都没有具体的文献资料加以记载，后人只能凭空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以猜想，但是，在每一位为了谋生而飘洋过海的劳工背后，必然有着一段辛酸的血泪史。

　　两张泛黄的纸张上，密密麻麻写着我们看不懂的西班牙文。生硬的印刷体条文中，冷冰冰地注明着签约人的工作年限、工作内容与工作待遇。纸张上，唯一能找到的中文字，只有签约者的名字。不知道，在150多年以前，两位海南同胞，是抱着怎样的心情签下这两张劳工契约。日前，海南日报记者查阅了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采访了华侨历史学专家冯子平，试图寻找契约背后的故事。

　　详尽苛刻的劳工契约

　　海口市博物馆馆长张健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了展示海口开埠以后的历史，馆里一直在筹备一个以“海口故事”为主题的展览，并公开向社会征集相关内容的藏品。前不久,国外一藏家知道这一消息后，便联系上了博物馆，展示了3张19世纪古巴招收海南劳工的合同契约书。经协商，博物馆购买了其中的2张，“另外一张是文昌的，出于属地考虑且内容雷同，我们就没有买下。”

　　契约到手后，海口市博物馆委托专业翻译公司，对上面的所有文字进行了精确的翻译。从翻译好的汉语文本看，这两张契约分别签署于1869年11月30日和1869年11月5日，分别是两位男性劳工，一位具体市县不详的海南籍劳工，一位为琼山籍劳工，分别同古巴签订的劳务契约。契约为一式四份，其中契约双方各一份，当地市政府和省政府办公室各一份。据推测，这些契约有可能是西班牙官方保留下来的原件。

　　契约中详细规定了工作时间、福利待遇以及休息休假。如契约中约定，每天最长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2小时，加班时间每天最长不得超过3个小时，且每天要有1个小时午饭时间，1个小时晚饭时间和接下来8个小时休息时间。如果患病且已持续一周，劳工能接受到疾病所需的医疗服务，这期间不支付工资。还有每年雇主会给劳工发放新帽子、衬衫、裤子和鞋子……

　　从内容上看，契约相当详细规范，不像是强迫性劳工输出。

　　契约劳工可以被“转卖”

　　但是，这份契约能真正保障海南劳工的权利吗？

　　相关资料显示，19世纪中叶，大量契约华工远渡重洋，开拓了中古关系。为了保证劳动力的需求，建立长远规模的招募华工的制度，西班牙派官员来华，谋求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经过谈判，双方签署了中西《和好贸易条约》，允许华人自愿前往西班牙各所属殖民地谋生。

　　海南劳工正是这样的“契约华工”。李学民、黄昆章在《印尼华侨史》一书中说：“契约华工指的是西方殖民者为了掠夺殖民地或本国资源，用契约形式招募的中国劳工。华工在契约期间，必须为雇主劳动，工资低，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实际与奴隶劳动无异。”吴凤斌所著的《契约华工史》认为，契约华工可分为三类，以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古巴、秘鲁、圣多美、普林西比为代表的奴隶制的契约华工是其中一种。

　　由史料中可知，这些契约华工并非如想像中那样生活得公平、舒适。

　　由契约中的条文也隐约可知海南劳工在古巴的命运。如契约中约定，劳工必须服从合同受让人的命令，在包括私人家中、任何艺术或工业类型的机构、或甘蔗园、烟草园、咖啡种植园、牧场、庄园及所有与城镇和农村工作有关的场所，做所有在那儿的寻常工作。而劳工本人必须工作的小时数取决于提供给他工作的类型及该工作需要的服务程度，有待于雇主的决定。这也就是说，海南劳工是可以被“转卖”的，而且雇主如果让他从事繁重且辛苦的工作，他不能违背。

　　两张契约译文中还透露，一位海南劳工的月工资为10硬比索，另一位为每月13硬比索，这在当时来说并不高，且约定的饭食每天只有两顿，主食为甘薯和咸肉。

　　契约中还有一条约定，“本人无异议接受本合同特别条款，不管其对本人有利还是不利。”条款中间暗含了“陷阱”。

　　海南劳工的辛酸命运

　　《海口市志》中记载，海口是晚清拐贩华工出洋从事奴役劳动的重要口岸之一。1858年海口开埠后，设立了10所“招工馆”，公开招募契约华工，主要招收来自海南各地及高州、雷州等地的华工，然后源源不断地贩运到新加坡和香港等地招工馆，再转贩到南洋诸地奴役场所。

　　当时从海口被贩运出洋的华工，多为隶籍于高州、雷州和琼州三处的贫穷百姓。这些华工为各招工馆即俗称“猪仔馆”所招骗。冯子平介绍说，当时国内主要的“猪仔”市场是汕头、厦门和海口，至于香港和澳门，则是“猪仔”出口的转运站。这些被招者是不知道出洋的真实去处的。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海南人被拐骗贩运到国外。据琼海关税务司统计，自1897年至1907年十年间，海口出洋华工总数共达206811人，平均每年在2万人以上。这还不算没上报海关的偷渡出去的在内。

　　海口市博物馆征集到的两张契约中的海南劳工，已无法考察他们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到古巴。但是，据冯子平介绍，为了把越来越多的华工迅速从海口贩运出洋，每条运送的船只都要尽量多装，并将华工们塞到大船底舱，在船主和武装人员押送下漂洋过海，贩运到异国他乡。在航海途中，成千上百的华工拥挤蜷缩在底舱，缺乏阳光、空气，风浪颠簸，经受病、饿、渴、闷、打、淹以及其他折磨，死亡率很高，这些贩运契约华工的船被人们称为“浮动地狱”。想必，当年这两名海南契约华工，也是经历了重重磨难，才去到遥远的古巴。

　　冯子平介绍说，契约华工对古巴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甘蔗的种植和蔗糖的出口在古巴的国计民生中占有重要地位。1847年至1868年，古巴的蔗糖产量增加了50余万吨，这一时期正是华工大量被掠卖到古巴，8万名华工在种植园里劳动，促进了古巴蔗糖生产的发展。这其中，应当也有这两名海南劳工的汗水。

　　但是，在契约期满之后，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太“幸福”。种巴特在《古巴华人传奇（1847-1947）》一书称，除个别华人达到小康水平外，绝大多数华人属于下等人之列。从海南出去的劳工，如果没有掌握一技之长，不能立足于当地社会，命运可想而知。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是琼侨大量增加及其广泛分布的时期，“古巴等美洲地区的是少数。”冯子平说，出洋的琼侨绝大多数到了东南亚地区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琼侨不但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极为关注祖国的兴衰荣辱，十分愿意为祖国的安危和振兴祖国贡献力量。如辛亥革命，如抗日战争，琼侨就积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祖国，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雄伟壮丽的篇章。（记者 许春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