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受敌孤岛殇

日军登陆不到三个月时间里，海南岛东部、北部、南部、西部各地的重要港湾和城镇全部沦陷——
四面受敌孤岛殇

1942年3月通车的南渡江铁桥，被称为“鬼子铁桥”，由日本侵略军建造，用于掠夺海南资源。如今，党员、学生经常来这里开展勿忘国耻警示教育。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画报跃进之日本》杂志刊登的日本军队侵占海南定安中山纪念堂的图片。 本报记者 李英挺 翻拍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周元

　　海风徐徐，浪花由远及近送回归航的渔船。鱼虾满仓，就连船底都密密麻麻地沾满肥美的寄居贝类。位于文昌市东南部的清澜港一片祥和。

　　极目远眺，跨越清澜港连接东郊码头的清澜大桥静静矗立;近处，刚刚投入使用的“三沙1号”补给船正期待着为中国最年轻的地级市——三沙市送去丰富的物资。这片碧波轻柔的港湾，已经成长为助推实现海洋强国梦的有力臂膀。

　　可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会忘记：76年前，侵琼日军用沾血的刺刀给这片港湾刻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

　　1939年2月10日，日军登陆海南。在接下来不到三个月时间里，他们以疯狂的镇压、掠夺和屠杀，占领了海南岛东部、北部、南部、西部各地的重要港湾和城镇，令远离祖国大陆的海南人民陷入空前浩劫。

　　日寇长驱势难挡

　　1939年2月10日，日军攻占海口、府城的那个清晨，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一中队正如往常在原琼山县云龙墟附近操练。突然，飞机的轰鸣从海口方向隐隐传来，枪弹声也愈演愈烈、渐行渐近。

　　时任一中队队附的革命先辈符荣鼎已经故去，但他的儿子符小平仍然记得父亲曾经多次对他描述当时的情景：独立队队长冯白驹带着几个警卫兵从大队部疾步走了过来，亮开嗓门大声作出战斗指令，“海口如果被占，敌人必然经由潭口渡江东进。一中队要尽快赶到那里，协同友军坚决阻击敌人，阻滞日军前进，掩护人民群众安全撤退!”

　　冯白驹所说的潭口渡口位于南渡江下游，是海口去往文昌、琼海等重要城镇的“咽喉”地带，也是日军侵犯海南东部地区的必经之地。

　　不一会儿，日军果然从海口朝着潭口方向开来，空中的战机轮番对一中队阵地进行疯狂的轰炸和扫射。“杀啊!”一时间沙石横飞，火光冲天，一中队战士高喊口号浴血奋战，一面向低空飞行的敌机射击，一面向渡口对岸的日军不断扫射，想方设法阻止日军渡江。

　　埋伏在渡口近处的一中队班长李文启被炸断的左脚血流不止，大半截身子埋在炸弹掀起的泥土里，可仍然忍着钻心的疼痛坚持战斗。战友们近在咫尺，可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里，他们连为班长递上一枚止痛药、一包急救包都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血泊中战斗到最后一刻……

　　“仅就实际战果而言，这次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其政治意义则非同小可。”省委党史研究室秘书处处长游宪军认为，潭口渡口阻击战不仅揭开了琼崖抗日独立队历时6年的抗战大幕，也振奋了全岛的民心士气，激励了热血青年投身抗战洪流。

　　如他所说，潭口渡口阻击战后，许多爱国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参战，甚至一些失掉联络的国民党区乡行政人员、警察、地方武装以及各地的民众抗日自卫团，也要求独立队予以收编或派人领导他们。

　　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独立队已经从改编时的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拥有800多支步枪和200多支驳壳枪，被琼崖特委扩编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下辖3个大队和1个特务中队。

　　但是，尽管抗日队伍迅速壮大，仍然无法阻挡日军染血的铁蹄。疯狂的日军正式开始了对海南的全面侵占。

　　1939年2月13日，日军的3支特别陆战队共2500多人分乘日海军第五舰队3艘舰艇从雷州半岛深尾港出发，经岛西部海面于2月14日拂晓抵达榆林、三亚强行登陆，使进行反击的国民党壮丁常备队王醒亚部和国民党警察中队遭受沉重打击。商团团长邢福多带领30多人甚至不发一枪一弹便逃入落笔山区，向红花、罗蓬地区溃散。

　　港湾城镇皆失守

　　占领榆林、三亚后，日军继续分兵向东西两路进发，并派出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海南南部的各中小城镇。在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里，日军攻陷海南各个城镇、港口的噩耗不断传来：2月20日占领定安县城，2月21日占领文昌县城，2月23日占领清澜港……日军不断加快侵略步伐，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海南岛上的抗日力量”。

　　当日军于4月占领琼海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座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海口的城镇——嘉积已经变成一片残垣断壁。原来，为了不让日军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这里的百姓早在日军到来之前，亲手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商店烧毁，逃离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

　　“我们文昌人又何尝不是如此?”88岁高龄的革命老战士郑心凯不胜唏嘘，得知日军即将袭来，文昌市南阳乡的百姓们首先将人畜和粮食转移到深山老林，再忍痛返乡摧毁房屋、桥梁和交通要道，以阻碍日军侵略步伐，让他们空着手来，空着手去。

　　可是，空拳赤手难敌刺刀大炮，还很薄弱的抗日力量终究抵挡不了日军贪婪的脚步继续进发。4月16日，由台湾混成旅团的川崎部队与坂垣大佐指挥的海军陆战队在海南岛西部(今洋浦港入口处北岸)登陆，最终于18日占领儋县县城(今儋州市新州镇)。

　　至此，海南岛东部、北部、南部、西部各地的重要港湾和城镇全部被日军占领，一座座碉堡、码头、港口也被日军迅速建设起来。他们拓宽公路，甚至在南渡江上架设铁桥，以加速对琼崖物资的掠夺和对琼崖的控制。

　　如今，历经岁月沧桑的南渡江铁桥只剩下断桥残墩，但作为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掠夺海南岛的铁证和中国军民战胜日本军队的战利品，仍然静卧在南渡江面上诉说那段血泪交融的曾经。

　　生灵涂炭响悲歌

　　日军统治并利用海南的野心从《崖县革命史》的记载里可见一斑：为巩固其统治，加紧设防，日军广贴布告，招抚归顺“皇军”，着手建立治安维持会，实行“以华治华”政策，占领后迅速在崖县(今三亚市)全县境内先后建立了9个伪治安维持会，令日伪军重编户口，发放良民证，建立保甲制，最终形成“一人反日，十家受罪”的格局。

　　其中透露了几处细节，足见日军对海南人民尊严之践踏：他们没收民间铁器，5户人家只许共用一把刀;限制人身自由，夜间不准群众三五成群交谈;外出外来的百姓要向“保甲长”报告登记，否则当作充匪、窝匪论处……更有甚者，日军特别建立日语学校，强制对12岁至17岁的少年儿童进行奴化教育，还强占民房在三亚、崖城、榆林、藤桥、黄流、佛罗等地建起6个娼馆，从本岛各地抓来一批青年妇女充当慰安妇供日军蹂躏。

　　1940年2月中旬，日军发现插在乐罗第二高级小学酸梅树上的太阳旗被人拔掉，从此将乐罗村视为“共产党窝”。4月7日深夜，他们突然围村，疯狂地对着仓皇出逃的村民开枪扫射。在这场杀戮中，有140多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10多名青年被拉到村外一刀一个砍掉脑袋。骇人听闻的“乐罗惨案”留下的阴霾，至今萦绕在耄耋村民的心头。

　　杀红了眼的日军踏血前进，在乐东抱旺村，杀死村民10余人，烧毁民房几十间，掠夺财物无数;在琼海互助乡，派出4个侩子手轮流杀戮，从早晨直到黄昏共杀害燕岭坡、坡村村落、长仙村村落等地村民900余人;在海口新埠乡，先后杀害渔民75人，烧毁渔船7艘。而在这过程中，这群嗜血的“恶魔”还将杀人分为快杀、慢杀两种方式。快杀即一旦发现渔民出海作业，便登船杀人烧船;慢杀则是登船后用钢丝穿过渔民手腕，三五成群捆在一起推下海去，使其在疼痛与窒息中走向溺亡……

　　《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一书记载：据不完全统计，在6年多的琼岛沦陷期间，日本法西斯杀害海南抗日军民达20多万人，烧毁民屋5.9万间，奸淫妇女、抢掠民财和自然资源不计其数。

　　特别是在占领全岛重要城镇和港湾之后，日军为使海南岛成为日本在南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实施了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令数以万计的海南民众流离失所。

　　那四面悲歌的6年时间里，海南全岛因繁重劳役和法西斯战争造成的种种祸害，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40余万，占当时社会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海南各族人民遭受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人为洗劫和摧残。

　　(本报海口7月8日讯)

　　史实链接

　　1939年2月10日至12日，日军为策应海口、府城作战，在澄迈湾(老城附近)和儋县新英港、新兴附近登陆，侵占了澄迈、临高等地。2月13日，日本海军第5舰队载着佐世保海军陆战队约2500余人，从雷州半岛的深尾湾出发，于14日拂晓进至三亚港附近，随后占领了三亚、榆林、崖城，并派出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海南南部的各个中小城镇。

　　随后，日军陆续占领定安、文昌、琼海等地，又于4月18日占领儋县县城(今儋州市新州镇)。至此，海南岛东部、北部、南部、西部各地的重要港湾和城镇全部被日军占领。

　　(陈蔚林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