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质彬：两弹一星精神的海南延续

昔日何质彬工作照。（资料图片）

我国航天专家早期用过的计算数据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　　（资料图片）

何质彬（右）和杨利伟在一起。（资料图片）

　　何质彬，我国知名的航天专家，中科院院士，1962年曾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研发工作，见证了中国航天梦的启航。

　　何质彬不但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更是一名实现中国航天梦的践行者，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海南航天城项目得以通过。如今，何质彬又在为航天科技产业化奔忙着。

　　人生七十古来稀。按理说到了这个年纪的老人，应该过着含饴弄孙轻松悠闲的生活。但是，74岁的何质彬经常是北京海南两地跑，他在为实现文昌航天城的第二战略———国家级文昌航天科技产业园奔忙着。自1962年进入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以后，何质彬就一直和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5月21日在海南展览的《毛泽东和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又勾起了何老对往昔参与践行中国航天梦那段岁月的记忆。

　　激情燃烧的青春

　　“两弹一星”是中华民族的史诗，也是民族精神的传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国力、工业基础、科技水平，按理说搞不起“两弹一星”，可结果就搞成了。凭什么？

　　“凭的就是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何质彬说。

　　1962年，刚刚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何质彬，被分派到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二部工作，参与原子弹项目的研发。

　　“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年的情景何质彬至今历历在目，他笑说，“可以用‘饥寒交迫’来形容。”何质彬还记得，刚分配到北京时是10月份，天气已经变冷。刚刚报到的前两个月，又要买棉袄、棉被、棉裤，又要吃饭，钱不够用，不到月底钱就花完了。大学生们都是年轻人，饭量大，而且分配的粮食中有55%是玉米面，对于何质彬这个南方人来说是一大“难关”，“研究所就甲乙丙三种菜，荤菜里肉很少，饭又难入口，每餐都感觉吃不饱。”

　　何质彬笑着说：“当年吃饭吃不饱，工作时还要吃沙。”当年苏联援建的研究所是在废墟里建起来的，连接工作区和宿舍区的道路没有硬化，“西北风一刮就黄沙滚滚，每次上下班都灌了满嘴的沙，眼睛也张不开，鼻子里也都是土。”

　　“当时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大家的精神状态很高昂，都有一种哪怕再困难都要把项目攻下来的决心。”何质彬说，凭着这种精神，大家把所有困难都置之度外。“数学研究所的陈景润就是典型。”何质彬说，当时陈景润每天都书不离手，只要看懂的书他就撕掉，没看懂的就留下来钻研，每天都坚持看书到深夜，累了皮鞋都没脱就钻到被窝里休息一会，醒了继续看。“大家都向他学习。”年轻人白天搞科学研究，晚上下班还继续留在办公室里，整理数据，看资料学习，“每天都要到11点才回宿舍休息。”

　　“螺丝钉”助力

　　两弹一星研发

　　1964年，原子弹爆炸；1967年，氢弹爆炸；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发射……

　　“我们这群新来的大学生是两弹一星研发工作的‘螺丝钉’。”何质彬说，大学生们被安排做基础性的计算工作。

　　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发，需要高速计算机辅助计算才能进行方案论证、技术审计、参数选择等工作。“当时我们中科院已经研制出了609电子模拟计算机，但是水平很落后，使用的是电子管，体积很庞大，就像现在家里的大衣柜。”何质彬笑说，“当时他们每天都站在一排十几个的大衣柜前进行计算工作。”这种电子模拟计算机容量较小，运算速度不快，误差比较大，只可以做一些基本的验算和粗糙的仿真和模拟试验。尽管如此，年轻人仍然运用这种低水平的计算机，整理出了大量的基础数据，为专家们进行技术选择、方案论证和参数审计提供了详实的参考资料。

　　“中国的航天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何质彬记得，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短短三个月后，美国也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那时毛主席就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67年，何质彬被分派参与人造卫星的研发工作。“1966年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对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何质彬说，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白天搞革命，晚上才去做工作，研发工作滞后了许多。

　　尽管如此，研发的脚步仍然向前。1970年，凝聚了许多中国科学家心血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终于成功发射，东方红音乐在太空中响起，我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

　　“‘东方红一号’以后，国家开始研制侦察卫星，也就是现在的测地卫星。1979年，测地卫星成功发射，第三天就拍下了画面返送回来。”何质彬自豪地说，当时除了美国、苏联，只有我们中国拥有这项空间技术。在国际空间技术的‘奥运会’上，我们是季军。”

　　慢慢地，当年参与研发工作的一批大学生，成长为国家的科研中坚力量。何质彬，后来曾担任卫星系统主管工程师、总检验师，管理系统总设计师，并荣获航天一等功、二等功，还荣获国防科工委授予的荣誉证书和奖章，1987年又在巴西和阿根廷参与国家间的航天科技合作项目。

　　从航天大国到航天强国

　　“我搞过原子弹的小课题，搞过导弹的仿真模拟实验，还搞过三种型号的卫星研发，后来主要是搞飞船。”何质彬聊起二十多年的科学研究工作，滔滔不绝。

　　一直潜心于科研的何质彬，为什么会来到海南并坚持为在海南建设航天项目努力呼吁与奔走？何质彬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完全是机缘巧合。1988年，何质彬在伯父家偶遇时任海南省长的梁湘，他劝说何质彬到海南工作。“我一个搞航天的，到海南能干啥？”何质彬说，当时他心里也摇摆不定。后来，在伯父的劝说下，何质彬决定加入“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大军，到海南建设航空公司，成为海航的第一任总裁。

　　但是，何质彬并未放弃他的“航天梦”。1989年，日本科技厅宇宙研究所率六大财团组成的考察团访问海南，海南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当时来琼考察的日本专家当即提出投资400亿美元，在海南建一个亚洲最大的航天港。“其实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就听航天界的老专家就提起过，海南岛是继西昌、酒泉之后我国最适合建火箭发射场的地方。”何质彬说，日本考察团离开后，他就立即向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汇报请示，提出建设海南航天港的设想。但是由于后来考虑到我国的航空尚未进行国际合作，航天的国际合作似乎更遥不可及，而且海南刚刚建省，基础设施不足，何质彬的设想未获通过。

　　在海南建设航天港的梦想虽受挫，但何质彬一直在等待机会。1996年，中国运载火箭在地球静止轨道上对商用卫星的运载能力只有5吨左右，而同期世界水平已经达到8吨-16吨，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考虑修建一个新的火箭发射场。这让他又看到了海南航天事业发展的希望。当时在海南省科技厅工作的何质彬马上去北京请航天专家，对在海南建设航天港进行了概念性论证、初步可行性论证以及可行性研究论证。

　　之后，他主持完成了海南新世纪国际商用航天港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建议书，正式向国家申报。1999年和2000年，他又联合多位同仁先后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上提交议案，随后国务院授命国防科工委对该项目实施论证。2005年，该论证终于获得了通过。2007年9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我国将在海南省文昌市建设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场。

　　如今，文昌航天城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让普通人也能共享航天梦，成为何质彬最新的梦想。何质彬目前正为航天科技产业化奔忙着，他有一个星球乐园项目以及航天产业园项目的计划。体验火箭发射时的感觉，在太空中远望地球，遨游太空拜访8大行星……这些都是“星球乐园”将要带给人们的乐趣，它是一个集科普性、艺术性、专业性、趣味性、观赏性、娱乐性于一体的航天成果场馆。而航天科技产业园是研发、交流、贸易的企业实体，为延伸和扩展航天产业链，使抽象的航天科技进入百姓家庭，规划研发的项目有飞人技术、全天候太阳能技术、卫星探测、预报地震、海啸、洪涝灾害的终端技术等。

　　什么时候我们普通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航天乐趣？何老笑呵呵地说：“不久，大概15到20年后，你就可以成为‘飞人’，背着特制的飞人背包飞行上班了。”（记者 许春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