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人的长征故事

红军时期的云广英和陈英夫妇。

战争年代的开国大将张云逸。

庄田在云南。

　　文\特约撰稿 李木

　　在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笔者根据多年来采访和搜集掌握的资料，整理出以下几位海南籍红军官兵在长征路上的故事，以飨读者。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长征，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壮举之一，在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队伍里，至少有8位海南人的身影：张云逸、周士第、庄田、谢飞、符确坚、云广英、林青、陈铣……

　　其中，琼山人、红三军团的陈铣牺牲得较早，他的个人相关资料已经难以查找。

　　2013年2月，随着女红军谢飞同志逝世，这些青史留名的海南儿女都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故事还在流传，红军长征的精神仍需要我们发扬光大。

　　张云逸 架乌江浮桥，甩掉敌军8个师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张云逸工作职责多次变动，带过先遣队、工兵营和后方收容队，3次临危受命，竭忠尽智，出色完成任务。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张云逸在红八军协助指挥部队，不久即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这是他在长征途中第一次临危受命。在作战部队中，只有能力非常全面，而且被信任的人才会被委任先遣调查工作，张云逸能够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先遣部队司令员，可见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当时他42岁，在红军中算年龄偏大的了。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加上国民党军队在四周布下重兵，始终紧咬追击，红军已无法根据原有计划行军，需立即查明前方敌军虚实，选择兵力薄弱地区进行突破。负责先遣调查工作的张云逸冒险深入敌区，调查到国民党军在贵州的兵力较为薄弱，他及时向中央汇报。

　　毛泽东根据情报，力主红军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决定避免了红军与国民党军再次硬碰硬，后来情报部门证实国民党军已在红军原计划北上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毛泽东这个决定使得红军避开了国民党军设下的埋伏，保住了主力部队，并把国民党军抛在了后面。

　　进入贵州境内后，“乌江天险”阻挡了红军的去路。中革军委将架桥协助部队渡河的重任交了张云逸，让他领导工兵营用竹筏和门板架成横跨乌江的浮桥。再一次临危受命，张云逸深知任务艰巨，如果红军不能顺利渡河，势必要和追兵背水一战，兵力损失在所难免。他连夜率军委工兵营赶往江界河渡口。他们用大篓子装满石块，中间交叉长木棍做锚爪，制成石锚解决浮桥的固定问题;桥体则用竹筏和门板架成。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验收浮桥时，亲自走到浮桥上，这踩踩，那晃晃，感觉浮桥非常扎实，赞不绝口。

　　浮桥最终保证了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胜利，敌军的8个师被甩在乌江以南。《张云逸传》记载称：“毛泽东走在浮桥上，称赞说：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

　　遵义会议后，回到领导岗位上的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斗，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然而，由于长期行军作战，不少官兵因生病、营养不良等原因开始掉队。收容落伍人员、巩固部队成为红军夺取泸定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1935年6月1日，中革军委又委任张云逸率干部团的上干队(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组成收容队，张云逸再次勇担重任，第三次临危上阵。他要求收容队员要做好收容对象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坚定地走下去;要求医务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治疗伤病员，使他们尽快恢复体力;要求大家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在他的领导下，收容队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互相鼓励、互相搀扶，前进步伐也越来越快，终于在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夹金山后，与中央纵队会合。

　　这些被收容的战士，幸存下来的大都成为新中国的栋梁。

　　庄田 反反复复过了3次草地

　　在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之前，庄田的重任是率部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主力进行转移，多次浴血奋战，英勇歼敌。他曾对儿子说：“毛主席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但也付出巨大代价，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参与作战的庄田即是幸存者之一，那年他28岁。为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突破重重封锁，庄田率部随一方面军红九军团团部从江西子都到贵州湄潭的80多天里，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终于把敌人甩在后面。但到达贵州时，他所率第55团已由长征出发时的2000余人减至1000余人。

　　1935年2月，红九军团由原来的3个师整编为3个团，即第七、八、九团，庄田是第八团政治委员。随后，他又参与率领红九军团脱离主力单独执行掩护任务2个多月，在金沙江、乌江等地辗转作战上千里，多次击退敌人进攻。这期间，庄田参与指挥过不少值得称道的战斗。老木孔战斗是其中一个。这是位于贵州遵义东北的一个小墟镇，第九军团转移到这里时发现敌军7个团正欲经过此地追击我军，遂决定进行伏击。

　　红军先在灌木丛中掩蔽起来。庄田指挥的第八团，从拂晓一直等到10点多钟才把敌人等来。为了攻击敌人指挥机关，他们放过了前面3个团。战士们很不解，见敌人人困马乏心急欲战，庄田却按兵不动。直到下午2点左右终于等到敌指挥机关，庄田率领战士们一跃而出，不到20分钟，敌指挥机关就被打掉，同时过来的2个团也被八团和七团合力吃掉。这一仗是红九军团转危为安的一仗，庄田的指挥得到军团首长的称赞。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所率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之后中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将一方面军编为左路军，四方面军分编中路军和右路军。庄田率团被编入右路军。

　　按照中央部署，张国焘应率师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然而他却认为向南进攻更有利，于10月率部南下川康，宣布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庄田和部队即将过完一片草地时又不得不南下，南下待不下去又北上过草地，如此反复共过了3次草地。

　　庄田曾回忆说，过草地时红军已极度虚弱，每天都死人。没有吃的，他自己的马都拿来吃了，然后就煮皮带，切成小块，硬邦邦的。最困难的时刻，庄田的指挥才华“救”了自己一命。那一次，随第五军团过雪山，由于长期作战，庄田腿部受伤严重已经不能行走。由于行军困难，许多无法行走的官兵都被留下，庄田也跟团长董振堂反映自己不愿拖累部队。董振堂说：“谁都能扔下，庄田不能扔。他会打仗。”硬是叫人抬他过山。

1938年，周士第率部克复宁武等七座县城，歼敌2000多人。战后周士第(中)在缴获的敌人大炮前留影。 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翻拍

谢飞

符确坚

        周士第 以苦为乐，把雪粉当冰淇淋

　　长征时，周士第34岁，先是任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指挥科科长，后任队长。娄山关、金沙江、夹金山、打鼓山、大草地……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都留下他和“上干队”的足印。

　　娄山关海拔1576米，为黔北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险恶。1935年2月的一天，为了保证红军主力攻占遵义，上干队队长肖劲光同指挥科科长周士第等率兵拼死扼守娄山关。在阻击战中，周士第领导指挥科4个班沉着应战，扼守山脚为第一线阵地，与第二线、第三线相互配合，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到达遵义后，周恩来和干部团的领导接见了上干队全体人员，赞扬娄山关这一仗打得好。事后毛泽东还为此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的著名词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红军长征途中，曾几次翻越人迹罕至的大雪山，打鼓山是其中最高的一座，上下山共50多公里。此时，红军长征快一年了，缺衣少食，将士们一个个都已疲惫不堪。环境越艰苦，越需要乐观精神。周士第在黄埔一期的老同学——干部团团长陈庚，提议周士第用广东话给大伙唱支歌。周士第大大方方地放开嗓门，唱了两句，自己就开怀大笑起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人吃干粮，有人一把一把地吞雪解渴。干部团参谋长毕士梯把珍藏的一小包糖精拿出来，往每个人的口杯里放了一点点。上干队队长肖劲光首先喊道：“哦，吃冰淇淋了!”周士第尝了一口拌糖精的雪粉，故作陶醉状说：“我这杯，比南京路冠生园的还美哩!”陈庚也啧啧赞道：“我的更美，是安乐园的哩!”他们把干粮当点心，把雪粉当冰淇淋，又说又笑，浑身的疲乏一冲而散，挺起身又向着雪山顶上爬去。后来，周士第还专门写《吃冰淇淋》一文，追忆当年的情景。

　　1935年7月21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肖劲光调任红三军团参谋长，上干队队长由周士第接任。此时，胡宗南部队已占领了松潘，准备向毛儿盖移动。上干队奉命前进到毛儿盖寺以北的库孔沟口警戒迎战，周士第亲自去火角口上指挥，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敌人一个加强连全部消灭了。

　　长征途中，常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凭着超人的毅力，周士第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9月上旬，上干队进入甘肃、四川交界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白龙江山谷狭窄，河水湍急，人和马只能靠修建在山腰半空中的栈道通行。由于栈道年久失修，周士第拦住大家，自己先打头阵去探路。正当他拉着骡子小心翼翼地在栈道上行走时，忽然听到有人喊道：“队长，你的骡子跌下去了。”周士第赶紧低头察看骡子，谁知身体突然向左一歪，整个人失去平衡，瞬间跌进了滚滚江水。大家顿时悲声呼叫，都以为周士第不可能生还了。没想到，他在江水里翻滚了几里路，竟然又爬上岸，追上了部队，笑盈盈地回到战友们面前。原来，落入冰窑一样刺骨的江水后，惊涛骇浪一次次将周士第托起，又一次次打下。他当时并不惊慌，与恶流搏斗，边游还边想，如果发现反动民团，就钻入水中潜泳，过一会儿再仰泳露出水面换气，再钻入水中向前游，这样就可以对付敌人的射击了。一个拐弯时，他拼命抓住岸上的石头，猛一用力，就爬了上岸。看来是在家乡琼海九曲江练就的好水性，让他再一次死里逃生。

　　1935年10月18日，中央红军即将与陕北红军会合，国民党部队突然从中央红军的侧翼袭击。周士第指挥上干队阻击退敌，保卫了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周士第又奉命沿途警戒，出色完成了护送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共中央领导安全行进的任务，后来又参与指挥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在长征路上留下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谢飞 “我的长征走了三万五千里”

　　在参加长征的海南人中，谢飞是唯一的女性，也是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十名女战士之一，当时她21岁，叫谢琼香，大家亲切地称她“阿香”。

　　她们三十名女红军大多被编在干部休养连，与男同志一样行军打仗，与饥饿、寒冷、疾病作斗争。徐特立、董必武、成仿吾、谢觉哉等老同志，贺子珍、邓颖超、邓六金、钟月林等大姐都在他们这个连队。

　　谢飞的身份是“工作队员”“政治战士”，工作是“走前走后”。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插到前面到达目的地，搞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了，见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完成工作任务，只能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翻山越岭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不容易找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宣传一番，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筋疲力尽领着这几个民夫回到宿营地，天已大亮，队伍早已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腿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这“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一二十里路，一年下来多走的路就相当可观了。此外，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所以谢飞说：“别人的长征是二万五千里，我们的长征，走了三万五千里”。

　　对于谢飞来说，最艰苦的是过大渡河那一段路。那几天，谢飞病了，天天发高烧，嘴唇泛起白泡，浑身无力，头晕目眩。但她咬着牙，拄着拐棍，紧跟着队伍。董必武看见谢飞实在走不动了，就命令她骑上自己的小白马。谢飞勉强骑了两三里地又下马坚持自己走，因为她知道董老已年过半百，自己毕竟是个年轻姑娘。好不容易来到了泸定桥头，一看，不禁头昏眼花，浑身发冷，双腿颤抖：只见脚下万丈急流，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被急流吞没卷走。而这时候大部队已经过桥，留下照顾她的小战士也是自顾不暇，谢飞凭着惊人的毅力，咬紧牙关，闭上双眼，屁股坐在临时铺的桥板上，双手紧紧抓住铁索，手脚并用，一点一点地往前挪，一百多米的铁索桥，她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艰难地挪了过去。

　　干部休养连虽然是一支由老同志、女同志和伤病员组成的特殊连队，但照样要自己筹粮。在过草地前，粮食异常紧缺，有时肚子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有一天，谢飞、钟月林、钱希均3个女红军在藏民的牲口圈的粪堆上意外地发现许多麦粒，大概是牲口吃了没消化又拉出来的，上面还有一些蛆虫在爬。她们马上跑过去，在粪堆上扒来扒去寻找麦粒，一阵阵臭气熏得她们直皱眉头，可是谁也顾不得了。不长时间，就捡了两三斤，然后拿到河边一遍遍冲洗，再放到锅里去炒，麦粒渐渐散发出香喷喷的气息，抓几粒一嚼，还香脆可口呢。

　　符确坚 攥着驴尾巴走长征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符确坚当时正在江西苏区中央政治局的中央财政部文书科做缮写工作。按照党中央指示，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长征的总指挥部。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队、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28岁的符确坚跟随第二纵队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粤湘、粤赣边境多是崇山峻岭，地形十分复杂，符确坚是第一次跟随部队风餐露宿，日夜兼程，有时穿过森林密布的悬崖峭壁，有时进入荆棘丛生的崎岖小道，有时深夜冒着大雨寒风行军。已经不记得多少次身体被横生的荆棘划出一道道伤口，也不记得多少次脚底被尖锐的山石磨出一个个血泡，符确坚和战友们只是铆足一股狠劲儿往前走。其实，他的战友们都不知道，符确坚长着一双扁平足，就是平日里走路也比旁人多几分艰辛，行走时间长了便会开始不适，何况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行军，对他的考验可想而知。

　　部队到了湖南后，为了打击反动势力，宣传革命道理，扩大红军影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活动，并为此组织了没收委员会。组织上根据符确坚的表现和能力，任命他为没收委员会保管科长。对组织上分配的工作，他十分认真负责，管理得井井有条。

　　1935年8月，部队开进了茫茫数百里荒无人烟的大草地，几十天的草地行军，经常看不见一栋房子，见不到一个居民。草地的天气一日数变，部队经常遇到暴风、雪、雨、冰的袭击。符确坚脚底满布的血泡在寒冰的浸冻下，每走一步都是钻心地疼。实在走不动了，他就默默攥着驴子或马匹的尾巴，顽强地跟在队伍后面，不曾叫过一声苦。

　　长征途中，符确坚几次病倒。部队进入贵州土城时，他甚至不得不暂时离开队伍到卫生部治病。然而，在疗养期间，一刻也闲不下来的他又主动请缨负责民运工作，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打前站、搞粮草、找民夫等工作。

　　符确坚勤奋好学，写得一手好字，也正因如此才被安排在中央财政部文书科做缮写工作。哪怕是在长征途中，他也没有忘掉自己的本职，白天跟着队伍急行军，夜里当筋疲力尽的将士们倒头昏睡时，他点起一盏昏暗的小灯，强忍困意誊写文书，镌刻钢板，印刷战报。他常常刚把手中的活计做完，天就已经亮了，一夜没有合眼的他又得跟着队伍向前开进。

　　此外，云广英、林青、陈铣等几位跟随张云逸从广西百色起义战火中走出来的海南人也都参与了80年前铁流二万五千里的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留下了自己的英名，也一定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惜的是，陈铣过早牺牲在长征途中，而有关云广英和林青的长征史料，也有待考证和挖掘。